公然侮辱和誹謗罪的區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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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易字第 53 號刑事判決



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，須侮辱行為足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，方可成立。刑法第310條誹謗罪之成立，必須意圖散布於眾，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具體事實，尚僅抽象的公然為謾罵或嘲弄，並未指摘具體事實，則屬公然侮辱罪範疇，司法院院字第2033、2179解釋及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6920號判決意旨參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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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查，觀諸上開告訴人所提出上開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內容，確實被告與楊銘龍2人間，或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單一訊息傳送，均屬通訊雙方對話或單一訊息傳達之性質，並非屬於同時有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開放性社群或群組可擬。另公訴人指訴被告將上開對話內容傳送給遊覽業界同業，亦經被告於其傳給告訴人之簡訊中或於本院111年8月4日審判程序中所坦認在卷乙節。惟，質之證人文素觀證述：（問為何你認為被告有把訊息傳給遊覽車同業？）被告自己跟我說的等語（見本院審易1731號卷第71頁），且還有楊銘龍兒子也有收到，被告也在訊息中說告訴同行或通運公司老闆等語（見本院易53號卷一第51頁）」等語，及經證人即楊銘龍之子楊科豐（原名楊仁霆）於本院審理中證稱：我與其父楊銘龍沒有同住或有聯絡，不清楚楊銘龍交友狀況，被告不清楚被告與楊銘龍有無吵架或原因，雖聽過被告說楊銘龍在外面有女人，但沒有聽過被告罵外面女人或說過楊銘龍認識的女人；我有被告的LINE，但被告只會問我爸楊銘龍在哪或我在哪兒；我不認識告訴人，也不曾看過告訴人；我沒有看過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對話紀錄，他卷第11至19頁及同卷第71至87頁之對話內容（即附表一及附表二所示），我也沒有看過等語（見本院易53號卷一第191至193頁），依上，被告雖於附表編號3所示對話內容中曾向楊銘龍表示「我已經跟你兒子說你跟不要臉的文素觀的事了」，及在簡訊載稱中「我已經把你們賴（指LINE）的資料全部傳給很多朋友看了，把你缺德的事全部傳出去了」（見他卷第77頁），但此經證人楊科豐明確證述，被告並未向楊科豐傳述指摘前開之事，且被告事後供述，其根本沒有同業的LINE，不可能傳給同業等語（見本院易53號卷二第99頁），況且證人文素觀前揭指訴，係依上開簡訊中被告所陳述為據，亦非證人文素觀個人親身經歷見聞之事；更退一步言之，縱果認被告自白有將上開內容傳送同業之人乙節，但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，被告之自白，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，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，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；換言之，被告自白犯罪事實，仍必須有其他補強證據，以佐實其自白與事實相符，才能成立犯罪，然而，無論告訴人聽聞被告自述或被告於上開對話紀錄、簡訊內容所坦承傳送予其他同業人員或朋友，均僅係被告自白之累積，依舊屬於被告自白而已，仍不得視為被告自白以外之其他補強證據無疑，且遍查本案全卷事證，亦無相關事證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將上開對話內容，傳送或傳述於相關同業人員或友人。從而，上開LINE之對話內容或簡訊內容，縱有抽象辱罵或具體指摘告訴人之情事，但見聞者祇僅在被告與證人楊銘龍之間，或是被告與告訴人之間而已，均無足使其他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可得共見共聞之狀態，此與「公然」要件顯然不合。此外，又無相關證據證明被告有將如附表一所示對話內容，散布或傳送予證人楊銘龍以外之告訴人或其他遊覽車從業人員，亦與刑法上誹謗罪之「意圖散布於眾」之要件不符。因此，被告前揭行為，僅屬民事上侵權行為之問題，尚難逕以刑法上之公然侮辱或誹謗等罪責相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