證人在偵查時陳述的證據能力如何認定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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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，除法律有規定者外，不得作為證據，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固著有明文。然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，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，得為證據，亦為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所明定。考其立法意旨，係以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、實施公訴，而實務運作時，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，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，不致違法取供，其可信性極高，為兼顧理論與實務，故原則上賦予該項陳述證據能力，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，始例外否定其證據能力。經查，證人甲○、張○銘、徐○倫、李○怡、林○宇及胡○軒（完整姓名詳卷）於偵查中，向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所為之證述，均經具結，有其等簽具之結文在卷可參，且其等在偵查中陳述時之外部客觀情況，亦無其他顯不可信之情形，依上說明，上開陳述本屬有證據能力之證據。且前揭證人於原審審理時，均經傳喚到庭，以證人身分接受交互詰問，賦予上訴人即被告李○霆（下稱被告）及其辯護人對質詰問之機會，被告訴訟上之權利已獲得確保，上開陳述自可作為本院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。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，僅以無法判斷前揭證人之證述是否經過彼此串證，認上開證人於偵訊時具結後之證述，無特別可信度，然未指出偵訊過程有何瑕疵致證述內容有客觀上顯不可信之情況，尚難認此部分爭執有據。故證人甲○、張○銘、徐○倫、李○怡、林○宇及胡○軒其等於偵訊時具結後所為證述，認均有證據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