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類型不當得利的舉證責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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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10 年度上字第 138 號民事判決   (下同)

第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「給付型之不當得利」與「非給付型不當得利」，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，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（受損人、受益人、第三人之行為）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。在「給付型之不當得利」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（受損人），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「無法律上之原因」負舉證責任。


又所謂侵害型不當得利，乃指無法律上之原因，侵害歸屬他人權益內容而獲有利益。由於侵害歸屬他人權益之行為，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，主張依此類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（即受損人），固無庸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，惟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，係基於受益人之「侵害行為」而來，必待受損人舉證後，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，負舉證責任，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號、第145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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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9 年建上字第 56 號民事判決


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分為「給付型之不當得利」及「非給付型不當得利」。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，關於有無法律上之原因，應視當事人間之給付行為是否存在給付目的而定；倘當事人一方基於一定之目的而對他方之財產有所增益，其目的在客觀上即為給付行為之原因，自非無法律上之原因。而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，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（最高法院107 年台上字第1792號、105 年度台上字第2067號等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本件上訴人所為主張，核屬給付型不當得利，揆諸前揭說明，關於被上訴人取得該等款項是否構成不當得利，應視當事人間之給付行為是否存在給付目的而定，自應由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上訴人，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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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按無因管理，係指「未受委任，並無義務，而為他人管理事務」之情形。又所謂侵害型不當得利（又稱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），乃指無法律上之原因，侵害歸屬他人權益內容而獲有利益。由於侵害歸屬他人權益之行為，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，主張依此類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（即受損人），固無庸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，惟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，係基於受益人之「侵害行為」而來，必待受損人舉證後，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，負舉證責任，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456號判決可參）。另侵權行為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亦以故意或不法侵害他人權利為其要件。

明景公司亦否認有就系爭鐵架收取租金，足徵潤發公司係以浩氏公司為其支付系爭鐵架使用對價之對象，明景公司確未就系爭鐵架收取租金甚明；明景公司基於其與浩氏公司、潤發公司之協議交付系爭鐵架予潤發公司使用於105年文博會，其向潤發公司收取因受該公司所託重新整理系爭鐵架所生之報酬，更非浩氏公司本於系爭鐵架所有權人地位原應得之利益，是浩氏公司主張明景公司因此受有不當得利，亦不可採。又明景公司依其與浩氏公司、潤發公司所達成之協議交付系爭鐵架予潤發公司，亦非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浩氏公司權利之侵權行為。準此，浩氏公司依民法第177條第2項、第179條、第181條但書、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明景公司給付134萬元，亦無理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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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上字第 1141 號民事判決

按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受益人返還其所受領之利益，原則上應由受損人就不當得利請求權成立要件中「無法律上之原因」，即對於不存在之權利而為給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，至所謂侵害型不當得利（又稱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），乃指無法律上之原因，侵害歸屬他人權益內容而獲有利益。由於侵害歸屬他人權益之行為，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，主張依此類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（即受損人），固無庸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，惟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，係基於受益人之「侵害行為」而來，必待受損人舉證後，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，負舉證責任，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（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199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又侵權行為之成立，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利益，亦即行為人具備歸責性、違法性，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，始能成立，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，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，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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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人抗辯：其分別⑴每月須為被上訴人代墊6,500元至7,000元繳付被上訴人以其胞妹張秀英為借款名義人之房貸，⑵每月以匯款或交付現金方式，代墊被上訴人母親張賴梅生活費5,000元至10,000元，⑶每月以匯款或交付現金方式，代墊被上訴人女兒張芷瑄零用金4,000元至5,000元，⑷以匯款或交付現金方式，代墊張芷瑄註冊費、學雜費、課輔費用等，其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94萬9,099元等情，固據其提出存摺、交易明細、繳費收據、信用卡消費明細對帳單、消費明細、存摺存款歷史往來明細查詢一覽表等為證（見原審卷一第111-189頁，本院上字卷第124-139頁），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，則縱上訴人有前揭款項之給付，其仍應就被上訴人受有利益，致其受有損害，亦即被上訴人受利益與上訴人受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，以及無法律上之原因等不當得利之要件負舉證責任。而上訴人並未為任何具體之主張及舉證，則其抗辯被上訴人係無法律之原因而受有利益，是否可採，尚非無疑。且款項之交付，可能之原因繁多，或為借貸、贈與、同財共居、借用帳戶、抵償債務等等，不一而足，徒以交付款項之事實，實難推論其原因關係為何，自不得以被上訴人否認上訴人所主張之原因關係，即認兩造間即無其他法律上之原因。再者，上訴人抗辯前揭款項給付之期間，兩造為同居關係，彼此間存有特殊男女情誼及信賴關係，因此，縱認上訴人確有前揭款項之給付，然斯時兩人既屬同財共居，亦難認被上訴人及其家人受領該款項係無法律上原因，遑論依上訴人抗辯各該款項給付之對象均非被上訴人，而係被上訴人之胞妹、母親及女兒，而上訴人復未能證明各項給付均係代被上訴人所為之給付，自難認被上訴人因此受有利益。從而，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代墊款294萬9,099元，並以此為抗辯之抗辯，即乏所據。